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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
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
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
曾国藩见此情景不免胆颤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族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人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
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
曾国荃对此人甚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
结果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
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才将曾国荃免过。
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的权贵。
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忽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
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
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
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
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时又会一落千丈。
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声名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衍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
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
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畏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
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
比如，当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节制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个折奏称：“东南寇分，蔓延日久，生灵涂炭深矣!我受命两年了，可无一兵达于苏境，无一旅进攻宁冈。
左宗棠苦战瞿、严，独任其难，我不能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盖世，我不能设法往援。
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
因此，他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样他才能心安，而“尤感圣慈之曲尽矣。”
越是功高，他就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后来朝廷又下达命令：朝廷信用湘军，就因为你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你与朝廷推心置腹，朝廷要靠你来挽救东南全局。
当时，他以安庆为大本营，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清军十道并出，都由他节制。
他的弟弟国荃和贞擀，一路循江北岸至于和州，一路循江南岸于南陵，两路进兵，稳扎稳打，彭玉麟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
李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军，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为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为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为进攻宁国之师，此外，如曹督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守镇江之师，或不出自楚军，或不归公节制，可都奉旨由他统一指挥。
当然，朝廷的信任总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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