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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
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
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
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
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
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
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
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
又说“不敢置身事外”
，是说自己责无旁贷。
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
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作为曾国藩最得力的部下和心腹，李鸿章亲身领受到了曾国藩这种权变之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也应用得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比老师差。
在所有的上级关系中，最微妙，也最难令人捉摸的，是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
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改革派，本来应当势同水火，实际却恰恰相反。
其中奥秘，耐人寻味。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
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
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
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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