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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的资源和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
在这方面做好文章，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为了在为朝廷办事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益，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
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
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
，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
并不是每个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
一般来说，地方只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
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
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利。
由于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
为此他专门上折，恳切请求，终于保住了。
奏折的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是大有玄机。
曾国藩是这方面的大行家。
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也知道什么才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怎样说更是关键。
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显得坦诚，皇帝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
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和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一番心思。
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即使本来皇帝可能同意，也可能因此把事情搞黄。
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最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
万一朝廷不准，自己不失颜面，朝廷也不会难堪。
如果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上下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大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本来是自己的部下，因为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
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言外之意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
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李续宾、杨载福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实际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
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归属于不同的人统领。
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即使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由于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尤其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仍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
罗泽南在战斗中病亡，他的部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
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片的时候，也抄送了胡林翼。
胡林翼一看就知道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神会，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
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杨，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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