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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很是密切，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
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因此担心他会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便群起鼓动、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
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
曾国藩在回信中指出，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言辞，不过是想名利双收，一旦付诸实践，出钱财的事还是要分摊到老百姓头上。
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
此事一日实施．就造成了恶劣的先例，以后官府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这种措施，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而且，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然为之。
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公捐粮饷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的虚招而已。
曾国藩对此看得通透。
因此，他让自己的家人持一种旁观的中立态度，静等事变，随机而行。
曾国藩考虑问题的全面与周密，行事的严谨与条理由此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
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
老子日：“功成身退，天子道。”
同治三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
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存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指日可待；三则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音”
。
一是因为军饷拈据，怕因此而功败垂成；二是户部奏折似乎有意在他与皇上之间设置障碍；三是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制，兵权太重，这是让他最忧虑的事情。
曾国藩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江西争厘的事如果小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名声更为显著，也是可惧。
权衡再三，曾国藩做出决定，解除兵权，称病引退。
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可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兵权，无任何图谋；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就毫无“自由”
。
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
因此，对官场是进是退，难以决断。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忌之君，脑袋不搬家就算最好的结局。
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
曾国藩对自己的进退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
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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