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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
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
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
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
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
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
，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
和抗拒。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同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
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
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丁相当程度的抗争。
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
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
。
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
。
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
。
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
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围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
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
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
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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