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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
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
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
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
《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
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
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
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
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
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观之：乾隆帝以国语翻译藏经之本意，可知矣。
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
然元世祖命帕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色；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阙国语《大藏》之言也。
至于藉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
国语《藏经》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帝曾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经中诸咒，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
当时颁发京城直省各大丛林；今则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宫及观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内庭，亦已散失。
近由居士徐文蔚、蒋维乔、陈汝浞等发起，向观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通。
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也。
（五）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
嘉庆、道光之时，国势中衰；当时佛教传承，亦无前此之隆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学者，又墨守韩愈辟佛之成见，尽力排击佛教；僧徒流品既杂，寺庙中几为游民托足之所；遂致自暴自弃，日陷于衰颓而不可挽矣。
在此期间，有可注意之二事：即太平天国之排佛，及居士之勃兴是也。
（甲）太平天国之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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