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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
’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
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
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
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
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
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
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
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
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
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
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
无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
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
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
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
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
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
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官员。
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
罗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可救药。
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
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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