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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也就是佃农付给地主的田租普遍减低百分之二十五。
佃农通常以主要作物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付给地主田租，“二五减租”
以后，佃农就只要付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了。
田租的租率已经维持了几百年，计算方法各地互有差别，实行“二五减租”
以后，有些地方的佃农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另一些地方，这个减租办法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引起严重的纠纷。
减租委员会所收受的讼案多如山积，全省各地普遍发生纠纷，减租办法终于几年之后放弃。
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尘（定一）被暗杀，死因迄今未明。
不久之后，扫除文盲运动开始。
经过六七年时间，除了普通的小学之外，短期的民众识字班增加了几千个。
省内的教育制度进行一次新试验。
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由我担任校长。
浙大不但主持高等教育，并且主管全省公立学校。
教育厅取消，浙大校长则成为省府委员。
另外两省也继起仿效，各自成立大学。
经过两年的试验，另外几省发生内部纠纷和政治争执，整个制度终于在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废止，那时我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所以培植这个制度和埋葬这个制度的都是我自己。
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年，翌年膺任教育部长，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此经常往返京杭之间。
民国十八年，我辞去浙大校长兼职，在南京再住了一年，后以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职。
我当时年壮气盛，有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
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
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
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朦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
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
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
最后用指向我一点，厉声说道：
“你真是无大臣之风。”
我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回答说：
“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
第二天我就辞了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
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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