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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
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
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
就是在漫长的内战时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盐务机构是另一实例。
八年抗战期间，人民的这种日用必需品始终供应无缺。
治黄河的河督衙门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
同样地，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
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改由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主持疏浚工作，陋规制度也就随滚滚河水冲入黄海去了。
老婆已随陋规制度消失，只有烹饪艺术依旧存在。
美食家至今对扬州菜赞不绝口，但是自从组织完善的现代盐务制度建立以后，倡导扬州菜的盐商已无法立足了。
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
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
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国的现代银行制度和铁道管理也是值得称道的实例。
一般而论，银行与铁路的行政效率都很高，而且没有银钱上的重大舞弊案件。
中国的现代大学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
抗战期间，因为物价高昂，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们始终辛苦工作，力求维持学术水平。
绝大多数的学生，除了接受现代训练之外，在教授和大学当局的良好影响之下，对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也自然养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转变，过去大家都默认甚至赞扬陋规制度，到了抗战以前的几年，有识之士不但讨厌它而且随时加以讥讽，这种风气的转变，再加采用现代方法，当时我们相信对于将来公共行政各方面的经费处理，必将发生重大良好的影响。
要消灭仆役、厨子和司机的揩油行为可难得多了。
或许要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才能提高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经济地位确切提高以前，我们无法奢望他们临财不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愿意当家庭仆役的人了。
抗战时我在昆明居留的八年期间，我倒在我的佣人中碰到过一位男仆、一位女佣、和一位司机从来没有揩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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