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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史学家们采取何种方式以史学经世呢？
第一，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34]，当属于这种方式。
后来，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他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35]。
刘知幾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36]，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
《春秋》之后，《左传》、《国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记载，诸子论史也多以此为宗旨。
在陆贾的说服之下，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37]。
这是历史上政论家、史论家和政治家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恢宏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
历代正史及其他各种体例的史书，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
第三，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为现实选择提供参考。
这种方式，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
唐代大史学家杜佑（735—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杜佑同时代的人评价《通典》的旨趣和价值说：“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38]清乾隆帝评论《通典》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39]中国典制体史书在史学之经世目的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通典》不过是它们当中的杰作和代表罢了。
第四，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40]，使史学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史学经世的方式和途径，当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
而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是作了回答的。
《史通·人物》开宗明义说：“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此篇广列事实，证明一些史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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