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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能的克制
现在还不明显，而且人们还不能马上理解为什么理智性的进步，感官性能的倒退，会提高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自尊心。
似乎可以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存在着保持这个价值标准的另一个人或机构。
为解释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个体心理学的类似实例。
如果一个人的本我提出一个爱欲的或攻击性的本能要求，那么，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事情是，支配着思维器官和肌肉器官的自我应该用行动来满足这一要求。
自我把本能的这种满足作为快乐来感受，正如它的不满足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一样。
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自我是由于某些外部障碍而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就是说，当它觉察到这种行动本身会对自我造成严重危险时，它才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
放弃这种满足，即由于外部障碍而引起对某种本能的克制--或者如我们所说，为了服从现实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
如果本能的克制不能通过能量的移置（displatsy）而减少本能自身的力量，那么，本能的克制就会由于不愉快而导致持久的紧张。
但是，本能的克制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内在的原因。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力量进行了内化（internalized），在自我中便形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观察、批评和抑制意义上来对付自我的其他部分的。
我们把这个新的机构称为超我。
从那时起，在使本我所要求的本能满足发挥作用之前，自我不仅要考虑外部世界的危险，而且要考虑到超我的反对，它将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让本能得到满足。
但是，鉴于本能的克制在出于外部原因时只能是不快乐的，在出于内部原因时则服从于超我，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
除了不可避免地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之外，它也会使自我产生快乐--这可以说是一种替代的满足（substitutivesatisfa）。
自我感到被提高了；它为本能的克制而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产生快乐的机制。
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言人，父母（和教育者）曾在个体生活的最初阶段监督过他的活动；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行使着他们的功能。
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且不断对它施加压力。
就像在童年时代一样，自我非常担心失去这位最高主人的爱；它觉得主人的赞许就是解脱和满足，而主人的谴责就会使良心感到痛苦。
当自我为超我做出这种牺牲而进行本能克制时，它希望因此而获得它的更多的爱来作为报偿。
它以获得这种爱的意识而感到自豪。
当这个权威尚未内化为超我时，在失去爱的威胁和本能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出于对父母的爱而做出本能的克制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
但是，在权威本身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幸福的感受才能具有独特的引以为自豪的自恋性质。
对来源于本能克制的满足做出这种解释，为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想要研究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就是，当理智性取得进步时自信心的提高。
看起来这种解释的作用微乎其微。
因为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任何本能的克制都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为此而做出牺牲的第二个人或机构，我们很快将对这后一种说法表示怀疑。
可以说，伟人就是权威，成就都是为他而取得的；而且，既然伟人本身的作用非常类似于父亲，因此，如果在群体心理学中他起着超我的作用，我们也无须感到惊讶。
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摩西这个人与犹太民族的关系。
然而，在其他方面则无法确立恰当的类比。
理智性的进步在于，它决心反对直接的感知觉，而支持所谓高级的理智过程--即记忆、思维和推理。
例如，理智性的进步在于，它确定父权比母权更为重要，尽管父权不能像母权那样用感官证据来确立，而且在于，它确定儿童应该为此而享有父性并成为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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