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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行为人在前罪实施时，固然因为未成年而辨认、控制能力有限，但他在成年以后就应以前罪为戒，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其犯罪时生理、心理皆发育成熟，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如仍不作为累犯处理，未免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
[4]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但我们更赞成否定说。
原因有三：其一，否定说是较为合理的刑法解释。
从文义解释来看，只要有“满18周岁的人犯罪”
情况，就不适用累犯。
同时，刑法条文并未强制性规定对这种情况适用累犯，否定说作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符合刑法保障人权机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其二，是保持刑法体系协调性的需要。
在前罪都是未成年犯罪的情况下，区分后罪是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并选择不同的适用结果，有违反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之嫌。
其三，否定说也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趋势。
我国正在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已规定了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免除报告义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一旦建立，作为前罪的未成年人犯罪被消灭了，据以适用累犯的前提也不存在了。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然也没有必要对行为人成年后的犯罪作为累犯处理。
因此，笔者认为，前罪是未成年人犯罪，后罪是成年人犯罪的，不构成累犯。
2.未成年人特殊累犯问题
特殊累犯是指曾犯一定之罪，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一定之罪的情况。
我国1997年《刑法》第66条将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再犯规定为特殊累犯，体现了对国家法益这一特定法益的保护。
从而确定了我国的特殊累犯制度。
但由于犯罪形势的变化，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例极低，致使特殊累犯制度几近虚置，成了一种“叫好不叫座”
的制度安排。
对此，早就有论者提出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
论者认为，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
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
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
[5]学界的呼声也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肯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7条将1997年《刑法》第66条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从而将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到了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对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的修改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特殊累犯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修正后的《刑法》第65条和第66条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1997年《刑法》第65条、第66条两个条文之间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司法机关在区分适用这两个条文上也没有大的问题，该两个条文可谓相安无事。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修正后的《刑法》第65条明确排除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普通累犯，而修正后的《刑法》第66条则没有提及是否排除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特殊累犯的问题。
由此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与争议。
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
肯定论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未对未成年人犯罪是否构成特殊累犯的问题作出例外和排除的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构成特殊累犯。
据此，未成年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任一类罪的，都要以累犯论处。
否定论者认为，不满18周岁的人不成立特殊累犯，因为第66条只是就累犯的特定犯罪种类作出特别规定，并没有突破第65条对过失与不满18周岁不成立特殊累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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