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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手书这四句话正表现出他学术研究的志向和追求。
图9-3《中国哲学大纲》书影
1920年后，张岱年入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学，开始有志于史学和哲学研究，常常独自沉思“天地万物之本原”
“人生理想之归趋”
，确立了终生不渝的爱国之心。
高一时，他写了一篇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而专重刑赏的《评韩》，由班主任推荐发表在《师大附中》月刊上，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他高兴极了。
高中毕业前，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关于列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1928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还翻译了美国学者杜威的两本书。
由于他成绩优秀，1933年，大学刚毕业的张岱年就被著名学者冯友兰、金岳霖推荐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担任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
他热情洋溢地赞誉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主张“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被誉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
的重要代表。
27岁时，他就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奠定了新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基础，对此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9-4《张岱年全集》
图9-5张岱年先生书法
图9-6张岱年先生手稿
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受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引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要救中国就必须“全盘西化”
，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人抱残守缺、复古倒退，主张中国文化优越论；还有一些人比较开明，主张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
张岱年对这些文化主张都不满意，提出了应该“创造的综合”
之文化观，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兼综东西两方之长”
而“融合为一”
，从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
。
20世纪80年代，他把这种观点发展为“文化综合创新论”
，对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现在，“综合创新”
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度非常高的词语啦！
我们献县人为此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抗日战争期间，张岱年被迫滞留在北平，他虽然生活清苦，但发誓不与敌伪合作，置生死穷达于度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读书和写作，后来结集为《天人五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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