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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说”
，等等。
无疑，再现说着眼于艺术与生活之间“异质同构”
的关系，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依存和依赖关系，为后来西方叙事性艺术的发达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不过，再现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它过分强调客体现实世界的实体性，往往只是把艺术看成是现实生活的观念性投影，认为艺术只是在价值论上不及现实生活的低等事物。
如“美是生活”
的倡导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持这种观点。
这样，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就如同“水中之月”
（影子）和“天上之月”
（实体）的关系，艺术的独立审美价值和展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意义实际被取消了，其结果只能是处理艺术问题的简单化、机械化与庸俗化。
关于这点，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反映说”
的过分宣扬就是一个明证。
二、表现说
如果说再现说突出强调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与反映的话，表现说则恰好相反，它明确主张艺术的本质在于“自我表现”
，表现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世界。
关于艺术于“自我表现”
的观点，中西方一直都有人提出。
譬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了“诗言志”
[3]的说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有“诗缘情”
[4]一说。
历代注家多有将“情”
、“志”
二分之论，认为诗的本质在于表达情感和表达意志是有大不同的。
事实上，这种理解未必契合于中国古人尚整一、偏直觉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我们的先辈更倾向于对思想、情感不做区分的“情志说”
。
兹有汉代《毛诗序》为证：“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由是观之，“言志”
即“缘情”
，“缘情”
也就是“言志”
，不同的提法均彰显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文艺表现性特质的认可。
类似提法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可谓比比皆是。
另如《礼记·乐记》明确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代袁宏道的“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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