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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毛泽东新诗发展道路的本土化设计，《红旗歌谣》的编者似乎对诗歌的盛世神话充满信心：“历史将证明，新民歌对新诗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中国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历次文学创作的**都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楚辞同国风，建安文学同两汉乐府，唐代诗歌同六朝歌谣，元代杂剧同五代以来的词曲，明清小说同两宋以来的说唱，相互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
诚然，对民间文学的合理汲取确实能够再造文学的繁荣之景。
就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
时期的歌谣收集运动就对新文学发生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
但是，在1958年的政治运作之下，新民歌失去了以往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刚健、清新”
的特点，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民歌（民间的自发创作）。
新民歌对当代新诗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具有资源意义，它已经被推崇为新诗发展的主流，甚至被认为新民歌就是新诗。
由于受新民歌运动的影响，1958年以后，当代诗歌进一步放弃了对世界诗歌艺术和“五四”
新诗的成功经验的借鉴，更加专注于从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寻找当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说，创作道路越来越窄，单调的民歌形式也使艺术表现手法及诗体本身日益程式化，同时大跃进民歌所展现的无限膨胀的主观意志和浮夸精神对当时的政治抒情诗也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新民歌运动以后，当代诗歌带着严重的思想和艺术危机进入“**”
这个非常时期。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以后，透过发黄的报纸杂志遥望那场民歌运动，仍然可以感到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
我们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也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中的民歌，民歌中的大跃进；在这里，政治与诗学，现实与想象，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融合在一起，让人欢欣鼓舞又让人胆战心惊。
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1）。
3.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
理论被奉为圭臬，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的过分标举，“十七年诗歌”
本体蜕化为权力和革命话语的被动反映者和承载工具。
它不从心灵和生活出发，而以政治运动和口号作取材和主题的厘定依据，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政策；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完全泯灭或遮蔽。
应该说“十七年诗歌”
的写实性选择本是避免感伤和唯我主义，扩展诗与现实、人生联系幅度的最佳途径，事实上的确带来了叙事诗的短暂繁荣，此间仅长篇就达近百部，它们那种简净的构图方式、传奇性结构框架与清朗刚健的民族化特征，弥补了新诗过于西化的不足；可惜它对社会功能、“客观生活”
单向追求的偏斜，则使诗向叙事性文学所做的扩张只是粗线条的时代写意，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
“美是生活”
原则使当时工厂、矿山、边疆各建设岗位的劳动写实备受青睐，带来写实色彩的同时，使艺术灵气明显不足，限制了思考品质的提升。
而现实主义构思模式的神圣化，又将重个人情思体验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驱赶到了艺术的边缘，它同闭关自守的拒外时代氛围遇合，理所当然地造成了“十七年诗歌”
艺术型范的单调划一。
“十七年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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