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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放区文学传统流脉的当代延伸，它的风格资源虽然呈多元态势，百花齐放；但在时代崇尚的情绪流行色影响下，和大家向带有革命味道、同绵软调式截然对立的“阳刚”
趋拢，使其仍以崇高刚健为主旋律，这一点在“大跃进”
后尤为明显。
“十七年诗歌”
这种对群体和力的张扬，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
放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诗坛，正是存在主义灌注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之时，后现代主义空前崛起，在异化的哀叹与抗衡中，荒诞、孤独、虚无、死亡已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命题；可远在世界一隅的中国，却以创造新世界热情的**动、对英雄的渴盼与歌颂、对崇高的追索，在某种程度上比附矫正着世界诗坛文学意识的倾斜。
因此“十七年诗歌”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罗振亚：《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
反思》，载《江汉论坛》，2002（3）。
4.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
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
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
……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汪洋恣肆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述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
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把这种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来者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5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创作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独创程度。
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凡“颂歌”
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
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如在一个“欢乐颂”
后再来一个“欢乐颂”
，在描写政协会议中间又插入了党员大会，在叙述纪实性人物时也采取了跟着故事走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可能又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2～2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郭沫若热烈地关注着世界和我国政治生活重要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这些成为他的诗歌创作的素材。
我们几乎可以在他作品的编年中，来寻找当代政治社会的重要事件的线索。
他通过这些作品，歌颂新中国的成立，赞颂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和领袖们。
……强烈的政治**，使他已置诗歌艺术于不顾。
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他的诗创作的最高目的，他实践的正是这种以切近的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诗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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