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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种战略模式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并非泾渭分明、互相对立，而是往往相互交织，不能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
实际上，英国战略与美国战略一样，也处于依形势不断变化之中，如丘吉尔一度不顾军方反对支持“围歼”
计划，同一战略中，军方内部又存在不同的作战方案。
而美国也并不是完全反对英方的地中海战略，其同意实施联合轰炸和进攻至比萨—里米尼一线就是很好的证明。
历史不能像在实验室那样重复再现，也就无法证明一种战略取代另一种战略的结果一定更正确或是更糟糕。
从实际情况看，比起美国主张的“直接战略”
——在1942—1943年实施“围歼—痛击”
计划，英国的“间接战略”
此时将进攻行动的方向选在北非可能更加正确，但是到了1943—1944年，美国的“霸王”
作战计划则可能比英国的“地中海战略”
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可以这样下结论：正是英国的“间接战略”
结合美国的“直接战略”
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31]
第二，两国的战略合作经历了英国战略观点占上风到美国战略观点占上风的转变。
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
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尽管在欧洲战略和太平洋远东战略上，美方接受了英方所提出的一些保留意见，无论在跨海作战还是缅甸作战计划上，双方以后还有一番较量，但是这次会议一改之前英方观点占据主动的态势，美方战略观点开始逐渐引导战局的发展方向。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方主席李海提道：“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比原计划对美国更有利。
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盟友在执行这些协议的具体行动。”
[32]英国学者科斯特洛指出：“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
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
[33]
到1944年9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无论是在会前的准备程度上，还是会议期间的谈判技巧上，美方都已相当成熟，美国军事战略外交相比以往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在与英国的战略对话中，美方的战略观点已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
英方提出参与太平洋作战行动的建议，已经多少带有向美方“乞食”
的意味了。
此时不用美方提出，英方就主动表示要收复全缅，事实上又回到了自己曾经竭力反对的“安纳吉姆”
作战计划。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成为战时英美军事战略领域最后一次重要的会议。
英美军事战略合作中双方地位的变化，反映出的是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两国世界霸主角色的交替。
到1944年时，美国经济已彻底完成从和平时期向战时的转变，以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资源为后盾的战争机器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不但为本国而且为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提供了战争胜利所需的重要物质基础。
美国在1940年的军火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在1941年的产量约等于英国的23，在1942年则是英国的2倍，在1943年为英国的3倍多，在1944年近乎英国的4倍。
1941年时，英国已达到自身最大军事生产能力的59%，而美国只达到了11%。
[34]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
[35]1942年英国军火的110来自美国，1943年至1944年里超过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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