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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书店里，将这本已经出版了8年多的顾圣婴的书买下，从书中抽出划痕累累的唱片（在我这样的正版唱片收集者，几乎从来不买打口碟的发烧友看来，书后所附的顾的两张唱片的划痕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而且这两张“珍贵”
的顾圣婴的历史录音唱片完全没有用哪怕纸套来保护，我对着店员表示强烈地抗议，这样的CD哪能听啊，感觉就像几千个小孩在上面滑过冰啊，这本书我不买了。
店员很淡定地对我解释，你要的这本书是我们从别的店里专门为你调来的，是最后一本样书。
这本书早就卖光了，你想啊8年前出的书啊。
要不给你打个九五折？这样的书我看以后也不会再版了。
是的，看来这是我最后的顾圣婴机会了，我赶紧连折扣也没打，千恩万谢交完钱走人。
那些日子我正迷恋着俄罗斯钢琴学派，刚买来一套二手的“旋律”
版俄罗斯钢琴学校第2集套装。
另外还听着一位1952年出生的俄罗斯女作曲家阿拉·帕芙洛娃（AllaPavlova）的拿索斯套装，而我买的另一套荷兰“辉煌”
版本的玛丽娅·尤迪娜的套装又到货了。
这让我根本无暇去听那有着最粗暴的伤痕的顾圣婴的两张赠送CD唱片。
“她的琴声像流动的阳光抚照过春天的田野和山林。”
上海诗人赵丽宏为她的纪念集写的诗歌。
我在唏嘘顾圣婴的命运的时候，也向往着20世纪50年代那个辉煌的钢琴家岁月。
我在尤迪娜的钢琴声中，读着顾圣婴的纪念集，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50年代，我甚至想起了童年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我去铁道部邮局的情景，想起了我看到的第一套苏联邮票，或者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套邮票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邮票上印刷着的繁体字。
那是让我始终心生向往的一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专家音乐会，红色中国，新生的计划经济国家的气息，我想象中的令万人空巷的苏联钢琴家里赫特的钢琴音乐会。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顾圣婴的工会会员证的照片，上面印着红五星，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红色字体，还有共青团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颁发给上海交响乐团顾圣婴同志的奖状。
我猜想，顾圣婴也许在弹奏肖邦之余，也会像我们一样，读着王蒙的书《青春万岁》莫名地流泪吧，“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所有的日子。”
共青团员顾圣婴朝气蓬勃地弹奏着共青团员的进行曲肖邦，她昂起来的头，如同在新的地平线上飘拂的火焰的头巾。
纪念文集里有不少她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照片，是我最喜欢看的部分。
在这些照片里，我看到了青年时期的刘诗昆、李名强、鲍蕙荞和殷承宗，我甚至遗憾生得太晚，没有生在那个岁月，可以去听顾圣婴的音乐会，可以和那些照片中的青年人一起在大海边奔跑，在上海音乐学院夏季炎热的老式教室里夜以继日地练琴——事实上这些都是些不靠谱的幻想。
不过，那些照片中的人物，我还真见过一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还完全对古典音乐没什么兴趣的年代，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诗歌写作，天天混在北京的诗人圈里，忘记了是为什么，我被我的一个女同事硬拉去采访刘诗昆。
当时是在一个钢琴城，我就站在刘的身后看他弹琴。
有种彻底被大海翻卷过来的奇异感觉。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位钢琴家离得如此之近。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弹什么，也没有被感动，只是为钢琴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声响而吃惊不已。
我完全忘记我后来是如何写下采访文章了。
要是时光能倒转，我想我一定会拿着这本顾圣婴的书，去问问他关于顾圣婴的一切，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红色中国的肖邦，或者，关于他们那个苏联钢琴专家——著名的T.克拉芙琴柯女士，问问他手里还有没有T.克拉芙琴柯签过名的黑胶唱片。
出于唱片收集者的洁癖，我封存了那两张顾圣婴的唱片。
在我看来，那两张划痕累累的唱片根本不能算是唱片，只能算是声音附录资料罢了。
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是多么希望真的有一张比如EMI，或者DG，哪怕NAXOS公司出版的顾圣婴唱片啊，或者中国唱片厂牌出版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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