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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次她还送了我一套俄国流亡作曲家梅特纳的唱片，是贵死了的小公司的录音。
那一次我们在我家听的是一张ECM公司出版的格鲁吉亚作曲家坎切利的《流亡或为策兰诗歌而作》，是难得找到的宝贝。
当幽深的长笛响起来，我感到我回到了我戴着军用耳机找寻命运女神最初的秘密的年代。
在那个铁幕的年代里，我正是从我的姐姐们那里，第一次读到了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
但是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好像对读她们男友们的来信更感兴趣。
是的，我相信未来，但是怎么也没想到要过了30多年后，我才见到诗人本人——在我的一位诗人朋友的厨房饭桌上，我第一次和食指本人说话，我带着浓重的拉赫玛尼诺夫耳鸣，听他背诵《相信未来》。
这个时刻我早年的姐姐们在哪里呢？她们早已为人妻为人母，有的远涉重洋，有的早已成为我不认识的人，时间是多么让人惊心啊。
我想起这些过于喧嚣的往事，我的姐姐们如同被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公主，带我混入军队大院去看革命样板戏排练，去内部小食堂的舞会吃点心，还有味道奇怪的红酒。
据说肖斯塔科维奇作曲和演出前就喝这个牌子的红酒，她们这样告诉我，然后仰头哈哈大笑。
她们抽烟，都有小提琴而我却从来没看见她们拉过。
她们是我的爱乐户口簿，我跟着她们伴随着短波电台的干扰声，记录下了拉赫玛尼诺夫、老肖、里赫特、奥伊斯特拉赫（她们喊他大卫），甚至玛丽娅·尤迪娜等俄罗斯音乐家的名字，当然还有卡拉扬、富特文格勒。
她们如同天使一般，往往在强烈的干扰声里才听了几分钟就抢着告诉我：这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老肖，这是里赫特在独奏，他的钢琴声最容易识别了，这里进入的小提琴肯定不是大卫的，大卫的琴声没那么晦涩。
她们都有一双爱乐女神的金耳朵，奇怪的是她们后来全部没有从事和音乐有关的职业，连卖小提琴开琴铺的都没有。
但是在那个铁幕的年代里她们启蒙了我。
有多少次，在看内部罗马尼亚电影的时候，她们低声谈论的却是被秘密偷运过来的俄罗斯古典音乐唱片，那种薄薄的类似黑胶的苏维埃唱片。
因为找不到唱机，她们甚至没有办法来听。
更多的时候，我被她们派出去借笨重的东欧老式手摇唱机来听她们新搞到的黑市唱片。
她们喜欢用“黑市”
这个时髦的词。
黑市的叶赛宁、黑市的小提琴手新唱片、黑市的罗马尼亚电影票、黑市的日本香水和丝袜。
军队大院里的女孩们神通广大，她们几乎能搞到一切东西，唯独搞不到老式唱片机。
于是我被派上用场，拿着她们写在机要便签上的潦草地址和爱乐黑话，有的时候还要带上些红酒和味道难吃的东欧巧克力，去音乐学院，去建设委员会或者什么学校的图书馆等古怪的地方，找一些神秘的人。
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总有办法搞到唱机来不受干扰地沉醉在秘密的古典世界，虽然这个古典音乐世界同样有着强烈的苏维埃铁幕的味道。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听了那首献给斯大林同志的交响乐，我小拳头紧握，叶赛宁的诗句随时准备脱口而出，姐姐们个个热泪盈眶。
我们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莫斯科红场，我们回到了浩渺的涅瓦河岸，我们不在乎如汹涌河流般的大清洗和肃反，我们和奥伊斯特拉赫同志的苏维埃狂欢小提琴擦身而过。
那个时候，我13岁，我的姐姐们17岁、19岁或者23岁，我们还没有读到过阿赫玛托娃写于60年代的安魂曲般浩大的诗歌。
“回忆录犹如低像素缪斯”
，这是我昨天在听一张《走出俄罗斯》的唱片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话。
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在看她们的姐姐穿海军军装的影集。
我感到了空气中突然充满了异议主义的秘密的味道，我感到我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凛冽的寒冷空气中，我和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戴着军用耳机秘密听短波电台的那些岁月。
在那里缪斯女生是秘密的，在那里青春最初的信仰是秘密的，在那里有我们所忘记不掉的铁幕岁月，多么压抑的模糊不清的回忆啊，是一种真正的禁忌。
在经历过几乎半个世纪的漂泊后，那名突然又被命运女神派回到我幽闭的书房里给我送来一副AKG耳机的姐姐后来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说，当年的我们是如此热爱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到了多年后我在欧洲在伦敦东部的唱片行里，戴着耳机听到没有任何干扰声的梅特纳弹奏的他的钢琴曲后，在我听到欧洲钢琴家演绎的“非苏维埃的拉赫玛尼诺夫”
后，我觉得才真的听懂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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