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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
对于语言的起源，猜想家们始终无法找到证据，更不用说确切的证据。
但毕竟好奇引导了人类勤勉的求知和不息的探索。
这里，我们简要梳理古今中外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来了解语言的产生。
对于语言的产生，最早的学说是“神创说”
。
初民社会时，人们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的世间万物都是神力所造，自然也包括语言。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断言：上帝给大地上的万物和众生赐予了名称，所以词是神圣之物，不仅能通神，而且富有魔力。
中世纪时，西方世界信奉上帝，于是语言也自然归于上帝的创造。
《圣经》说是上帝赋予亚当给万物起名的至高权力。
直到18世纪，人们依然坚信语言是上帝的创造。
苏斯米希说：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和精巧的组织，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唯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创造出来。
但是，工业文明不仅吹响了人类挑战上帝力量的号角，而且还要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
尤其是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把人类的起始从人间回溯到了动物界，我们和猿甚至昆虫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
成长中的人类，为了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问题，尝试运用语言。
于是，“约定俗成说”
应运而生。
孔狄亚克和卢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两个新生儿孤立地生活在沙漠里，他们会很自然地进行交往，在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日积月累会形成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人类的声音有了意义，进而意义与声音一一对应，语言体系也就约定俗成地构建起来了。
其实在东方，远在战国时代，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也主张语言起源的“约定俗成说”
。
他在两千多年前的《正名篇》中曾经这样论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
大意是说：王者制定事物的名称，名称一旦确定，实际的事物就可以分辨了；制定事物名称的原则一旦确定，思想就可以交流了，这时就要审慎地让民众统一到这些统一的名称上来。
可惜，偏重技术与实用的中国人对于语言起源这样不太实用的问题似乎缺少溯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西方。
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的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焦点，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为此设立了专项奖励，以激发科学家在语言起源问题研究上的突破。
三十篇竞逐的作品，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一骑绝尘：在否定苏斯米亚的语言神创论时，他没有釜底抽薪地否定无神以否定语言的神创，而是巧妙地揭示语言的各种漏洞与不足，委婉地说“万能的上帝不可能出手如此笨拙”
。
同时，赫尔德也顺带对孔狄亚克和卢梭的“约定俗成说”
说“不”
。
赫尔德嘲笑他们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异想天开。
他庄重地指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生活为依据，探索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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