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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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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
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早在四月间，梁就致函孙中山，劝其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
的策略，待其借款成功之后，“握手共入中原”
，“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
。
“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
[1]孙中山因此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
他在新加坡时表示：“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
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
[2]
在此孙中山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
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
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
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
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
[3]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持有信心，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
[4]8月中旬，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
[5]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
[6]，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
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
[7]，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
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
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的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
[8]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
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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