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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表现之二，是唐才常与汪康年的明争暗斗。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与区别，一直语焉不详。
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
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
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
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
[11]而厘清三会关系的关键，正是剖析唐汪矛盾。
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间，次年5月唐才常等酝酿改组，并打出自立会旗号办事。
7月底中国议会成立后，正式立会。
[12]另立自立会，主要目的是“联络长江一带兵官及哥老会等而利用之”
[13]，8月井上雅二到江宁活动时，即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绅，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清军将领和会党头目。
[14]同时也是为了避开派系纠纷。
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起着重要作用，而自立会则完全排开汪派。
因为“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
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
[15]。
双方存在严重隔阂。
正气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一是革新派人士周善培（孝怀）、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浩吾）等。
虽然干事长、事务员分别由湘籍的唐才常和沈荩担任，但最具实力的还是汪康年等江浙人士。
他们在上海活动既久，交游又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僚、同窗、亲友、故旧等多重社会纽带，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影响左右沪上士林，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此的各省新党。
戊戌前与之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
相比之下，唐才常、沈荩等人的资历根底要浅得多。
到了中国议会时期，江浙派势力进一步增强。
该会除容闳、严复、郑观应等名高望重者外，骨干成员是唐才常、狄平等康梁派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人士。
尽管会长容闳偏袒干事兼会计唐才常，但主要权力控制于人多势众的江浙派之手。
7月26日首次集会时，叶瀚任主席。
7月30日第二次集会选举干部，叶瀚任书记，汪康年任干事，两人既是同乡，又曾同僚。
[16]其余两位书记汪有龄（子健）、邱震（公恪），一是汪的亲戚，一是叶的知己。
[17]另外8位干事中，汪立元（剑斋）是汪康年的亲戚，沈士孙（小沂）、赵仲宣据说“与汪观点一致”
[18]。
孙宝瑄（仲愚）则与汪同乡，又曾是《时务报》的重要撰稿人，且地域意识明显。
他后来曾说：“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
[19]戊戌前，他和另一位干事胡惟志（仲翼）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贤。
[20]其余3位干事，郑观应缺乏实力，丁惠康、吴保初与汪康年、叶瀚、孙宝瑄的关系比唐才常要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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