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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派的重要骨干张通典、狄平，则未能进入中国议会领导层。
唐才常组建正气会，是为了联络维新志士，聚合江湖豪强，显示组织实力，争取海外财源。
但正气会成立后，因名义公开，不便于运动会党，又与汪康年等貌合神离，时生龃龉，于是双方分别筹划自立门户。
唐才常与梁启超协商，筹组自立会，“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替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
，“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
[21]。
而汪康年在正气会成立后，也感到受唐才常排挤，颇为失意，[22]企图纠合同志，另立一会。
1900年3月12日，夏曾佑函询汪康年：“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
[23]5月，又问以“别会成否？”
[24]后来由于唐才常另设自立会，由叶瀚接任正气会干事长，汪康年才试图请东西外人相助，改造扩张正气会。
[25]远在四川的周善培对于内部冲突导致“正气不张”
，大为“太息”
，甚至说：“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
[26]
汪康年等见斥于自立会，并非如有人所论，武装起义为中国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
分析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宗旨策略，眼光不能仅仅盯在几份公布的宣言文告上，而忽视政治活动中公开表态与实际方略往往大异旨趣的常规通则。
诚然，中国议会成员确有政见分歧，据章炳麟说，行动方略“所执不同”
，分为迎跸、排满两派，迎跸派内部，又有文廷式借力东西，唐才常、陈坐镇、狄平密召昆仑，汪康年借资鄂帅等意见，“志士既少，离心复甚”
[27]。
汪康年还分别游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率兵北上勤王，诛杀“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
，以“为议和之根本”
[28]。
后又力辩自己与革命党及江湖中人无关，所请“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
[29]，并指有关蜚语为保皇会诬陷。
但是，一开始就愤而脱会的章炳麟对各派政见方略的概括并不全面。
汪康年不仅事后分辩多有隐情，前此上书也是别有深意。
当时维新志士包括章炳麟在内，视义和团为顽固党操纵的排外复旧工具，纷纷请求南方各督抚发兵平定，以打击后党，恢复新政，进而变政革新。
而且汪的行动为团体公托，对此唐才常亦表赞同。
实际上，汪康年等人早怀反清变政意向。
1897年德占胶州湾后，维新人士萌发倚靠民间势力解救危亡之念。
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
[30]。
戊戌后，这种愿望日趋强烈，矛头所向，也由外强转向顽固政府。
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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