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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端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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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出现了十三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
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
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
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
[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
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
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
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
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膨胀，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在确定留日学生运动发端时，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
实藤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
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十三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十三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
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
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
[3]，结果洋相出尽。
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
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
，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
[4]。
这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
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
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
[5]，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
，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
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
十余年来，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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