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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
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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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
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
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
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
。
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2]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71；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载《思与言》，第6卷，第1期。
近年来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3]《东文学堂》，载《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1933—1935。
理事即领事。
[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见故宫博物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1932。
[6]《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7]《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8]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
“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
《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9]《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10]何如璋：《使东述略》，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1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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