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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
光绪当即批道：“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
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
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
[38]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
。
清廷遂正式下旨：“著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
[39]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
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一些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
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
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
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
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十三名自费生。
[41]
这时，那批东文附读生已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选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
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
[42]，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
有的地方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
[43]，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
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
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
《辛丑和约》后，清政府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
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
1904年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
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
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
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
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
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
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
……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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