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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
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
。
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
[29]。
但张之洞不肯作罢，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
[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3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
[31]。
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
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
。
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
[32]
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
，认为费用太巨。
“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
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
[33]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做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
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
[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
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
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
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
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35]
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
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
，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
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
，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
[36]赴日留学。
总理衙门议后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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