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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
[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
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
[22]当然,他们的行动仍属个别现象,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
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
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新要事”
,予以综合报道,称赞其“慨然有志”
[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
[24]。
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
[25]。
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认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
;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
[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
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松驰。
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
这种**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对沙俄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
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
[27]。
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
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
。
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
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
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
[28]。
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
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救危亡。
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
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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