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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因而建议：今后“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
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
[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
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
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
，俨然已有“振兴人才为本原计”
[13]的设想，未必属实。
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
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本人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
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变革决心。
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磨炼，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那么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呢？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
“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
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
[14]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词，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
1898年，该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
[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
1902年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
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
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
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
[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
[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我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
罗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
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
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
[19]。
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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