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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登时撤令内渡”
的处分。
[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
甲午一战，清政府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
手下惨遭败绩。
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
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政府感到震动。
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
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
[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
，“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
[11]。
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
屈尊，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
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
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很难提出学习日本的政策。
尽管他们出于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
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时，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
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
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现地含着对“区区三岛”
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30年，国防“深固不摇”
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东洋人刮目相看。
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
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
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
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
他说：“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
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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