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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成为苏轼，这欧阳修的慧眼，更重要的是这胸怀，不是第一重要吗？
有意思的是，苏洵见两位儿子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赏，也将他的文章送到欧阳修的案前，苏洵虽然未参加科举，欧阳修还是将苏洵的文章读了，也赏识不已。
得遇欧阳修，苏氏父子幸矣！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也是很让人感慨的。
王安石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学家。
论这两重身份，王安石均不在苏轼之下。
王安石时为宰相，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
苏轼其实并不完全反对新法，但他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又写诗讥刺新法，王安石自然十分恼火，将他逐出朝廷，放到黄州这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小官。
谁想到，王安石的变法没能推行多久。
内外交攻之下，王安石不得不辞去宰相之职，退隐南京做寓公了。
此年，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路过南京，王安石得知这信息，骑个小毛驴，去长江边上迎接苏轼。
此情此景，让苏轼感动。
王安石毕竟是大学者、大政治家，胸怀之宽广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试想想，苏轼在世时，政治地位、文坛地位比他高的是这样的人，不是苏轼之幸么？平心而论，欧阳修、王安石均是第一流的大学者，至少在文学成就上他们并不弱于苏轼。
如果他们没有海一般的容人之量，苏轼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如果遇到阴险的小人，那苏轼不要说发展，说不定连命都丢了。
中华文化中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之坏风气，不过，也有文人相重的好风气。
在北宋苏轼时代，文人相重的风气看来是占上风的。
苏洵是乡下一老者，虽然文章写得好，但无一官半职，当朝的文章大家却没有人瞧不起他。
他来到京师向朝廷献上《权书》等文章后，深得元老重臣的器重。
权臣韩琦在私宅设宴款待苏洵，受邀的有枢密使欧阳修、宰相富弼和文彦博。
如此尊重人才，以文取人而不是以权取人，今日看来，都觉得难以理解，而在宋代则为常事，似没有人大惊小怪。
不是要寻苏轼成才的原因么？这风气基本还算健康的文坛、政坛应是重要的一条。
说到宋代文坛、政坛的风气，皇帝其实是最重要的，宋代的皇帝谈不上大才，李世民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一个也没有。
但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爱才，二是不杀大臣。
苏轼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可谓饱经沧桑，但皇帝还总记挂着他，实际上在保护着他。
特别有意思的是，苏轼因反对新法，贬在密州为官，中秋节时想念弟弟苏辙，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
此词很快流传开了，也传到宫内，宋神宗看词后，赞叹不已，对其中“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二句尤为感动，说，这苏轼终是忠臣，尽管放逐在外地，也不忘君。
在三苏祠，我看到一幅壁画，是清代邹一桂的画，画题为《金莲烛归院图》，画上有皇宫太监掌着灯躬身送苏东坡的情景。
我知道，这是有一个故事的，故事大抵是：苏轼被皇上召进宫，论诗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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