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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朱先生译稿中有些用语似要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的用语准确。
如选集中译本中“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朱先生的译文是：“如果我从人口开始，那就会只是对整体的一种混乱的观念，通过较切近的确定，我才会以分析的方式逐渐达到较简单的概念，从摆在面前的具体转到愈来愈暗淡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定义（或定性）。
从此就会又走上回途路，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就不再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混乱的观念，而是一种融会许多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
这里，黑体的词是两译明显不同的。
笔者认为，朱译似要准确一些。
不过，两译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不会使人产生歧义。
第三，朱先生译稿的一些选词牵涉对马克思文章原意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恰好是学术界意见分歧之处。
如“选集”
中这样一段话：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朱先生的译稿是这样的：
在头脑中显现为思维过程的那种整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一种方式。
这种思维着的头脑运用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掌握世界。
这种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真正的主体前后都停留在头脑之外而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只要头脑还只处在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时，情形都是如此。
因此，在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主体，即社会，都要经常作为前提悬在心眼前。
（引者注：两段引文中的黑体字均是引者为见出译文的区别而设置的）
这里，朱译与选集中译本有个很大的不同。
在选集中译本中，“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一语，在朱译中却是“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
；在选集中译本中；“理论方法”
一语在朱译中却是“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
众所周知“认识”
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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