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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王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理论的洞见，有时也比较一下王元化先生与朱光潜先生两位对黑格尔的理解，应该说，他们的观点大体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朱光潜先生似更看重文本，他喜欢从德文、英文的词义入手，结合黑格尔的整个思想来谈。
而王先生则比较明快，往往单刀直入，几句话就将黑格尔的思想说得明白透辟。
因为我喜欢文艺理论，在编王元化先生这本评论集时，不时给他写信，谈黑格尔，谈别林斯基。
这样一来，我们就拉得近了，似是比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深了一层。
王先生在信中说，他的书能由我来编更放心。
这对年轻的我是一个不小的肯定。
以后去上海出差，少不了都去看望王元化先生。
每次谈的什么不记得了，但1984年5月，在上海他的寓所谈话的内容却是记得很清楚。
事情的原委是这一年3月北京开了一个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
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借纪念马克思，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几个主要理论问题拨乱反正。
其中谈到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人的认识过程中感性、知性和理性问题，等等。
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当时影响很大，不亚于爆了一颗原子弹，这可不是小问题啊，它与对刚过去的那场革命的评价直接相关，同时也深层次地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很快地，周扬的文章遭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判，全国此时也出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一时，才从“**”
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颇有些紧张。
我知道，周扬作这个报告前，学术界就有人来谈人道主义、异化这些问题了，王元化先生是其中一个，他的这些文章我看过。
所以，到上海后就很自然地与他谈起周扬的报告，谈到当时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元化告诉我，周扬的这篇报告，他是起草人之一，周扬当时很重视这个报告，将包括王元化在内的几名学者召到北京，在一个宾馆住下来，写了一段时间，报告初稿完成后让他们回去，过后，又将他们召来北京修改。
这个过程，王元化先生跟我讲得很详细。
虽然报告是周扬作的，但提供思想的人也难辞其咎。
所幸这不是“**”
期间了，所以，王元化先生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我记得那天谈话，王元化先生神态从容，言语轻松，未见有恐惧之感。
尽管“**”
结束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风风雨雨，时阴时晴，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清理精神污染，但总的潮流却是在朝着改革开放方向发展，学术风气也逐渐自由，民主。
当时，学术空前繁荣，图书市场上充斥西方著作的各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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