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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卡雷尔·恰佩克为什么不写诗。
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厌恶说自己。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
纳博科夫说过：‘我厌恶去打听那些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可以揭起我私生活的一角。
’伊塔洛·卡尔维诺事先告诉人家：他向任何人都不会说一句关于他自己生活的真话。
福克纳希望‘成为被历史取消、删除的人，在历史上不留痕迹，除了印出的书’（需要强调的是：是印出的书，所以不是什么没有完成的手稿，不是信件，不是日记）。
照一个著名比喻的说法，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来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
所以一个小说家的传记作者是将小说家建立起来的重新拆除，重新建立小说家已经拆除的。
传记作者的工作从艺术角度来说纯粹是消极的，既不能阐明一部小说的价值，也不能阐明它的意义。
一旦卡夫卡本人开始比约瑟夫·K吸引更多的关注，那么，卡夫卡去世后再一次死亡的过程就开始了。”
[99]
雅各布逊则从现代语言学角度，阐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
在《论最新俄国诗歌》中，他指出：“指控诗人有某种思想，某种感觉，这种行为法之荒谬，恰如中世纪的公众狠揍扮演犹大的演员一样；这种行为之愚蠢，恰如指控普希金杀死了连斯基一样。”
[100]他认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我们要时时记住：“我们在艺术中大多采用的不是思想，而是语言事实。”
雅各布逊甚至认为，就连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是外在于他的著作的。
对于反映他的人生本质来说，作品本身远较外在生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雅各布逊的这一立场可以代表整个奥波亚兹的观点。
与关于诗人传记学问题的观点的新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奥波亚兹对现实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后期也有了新的转变。
雅各布逊在布拉格时期，开始强调在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的同时，不应忽视文学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艺术同社会结构其他部位的关系上始终可以看到辨证法，我们所强调的东西不是艺术的独立主义，而是审美功能的自主性”
[101]。
这等于承认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方式的艺术，与其他经验系列不是漠不相关，而是紧密相联。
与此相应，在诗（亦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雅各布逊的立场也有了显著转变。
诗歌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所陈述的事件进行着修饰和限定。
修饰和限定取决于作者的意图、读者、规避审查甚至作家的词汇储藏等多种因素。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诗中所陈述的实际体验，可以被表现得与作者的意图完全相反。
一方面，经由惯例滤过的生活事实，在诗中可能会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诗歌也可能太贴近生活，以致产生一种危险。
当诗人信誓旦旦向我们保证，这一次他要跟我们讲真话时，切勿相信。
反之，当诗人声称他的故事纯属虚构时，也未可轻信。
因为我们本不指望诗人只说真话，因为诗人在诗中的面目，仅仅是个面具。
因此，在文学中，对作家的内在审查机制，大可以松弛一下。
托马舍夫斯基则指出：“诗歌作品与心理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单通道的因果制约关系。
诗往往遵循一时代的流行惯例来神化诗人的生活，而每一文学流派都有他们自己关于诗人的理想化了的形象。
自传体诗所写的，往往不是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应该发生的事。
自传体诗尽管不实，但也可能转变为生活事实。”
在对待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方面，也同样如此。
民间文学永远不是对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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