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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切勿将古希腊通俗小说中的抢婚情节误认为是当时的日常生活现象。
当习俗已经不再成其为习俗时，才能成为构成动机的基础。”
[102]众所周知，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骑士制度和骑士风俗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了。
这种制度和风俗在作家笔下本来是备受嘲弄的对象，但却不期然而然使这部作品成为为骑士制度举行葬礼的加冕之作。
因此，如果人物行为和情节要素是为统一的审美结构所必需的，那么，试图寻求人物行为、情节要素的解释和根据便是无益的。
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乃是情感的观念”
。
在尚未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作审慎考察之前，便从作品中引出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结论，是极不适当的。
因为从作品表层所见到的现实表现，可能实际上仅仅是附加于现实之上的审美公式。
因为艺术中所表现的任何生活片断，都已经过“惯例”
或“标准”
的扭曲。
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仅仅在于确定这种扭曲的角度。
由此可见，审美功能的自主性存在于虚构性文学和文学创作的各种类型和级次中。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艺自主性观点，经历了从个别诗歌用语与其他客体的对应，转入了整个文学作品与现实——主观现实（创作者）与客观现实（社会环境）——的对应。
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确立文学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独立性，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才有可能。
巴赫金认为：“文学史家一刻也不应忘记，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环境具有双重联系：以自己的内容反映这一环境而建立的联系，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艺术特点的整体和作为这一环境的一个独特部分而与它直接发生的联系。”
巴赫金指出：“生活，作为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感受的总和，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环境的棱镜的折射，只有赋予它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才能成为情节（сюжет）、本事（фабула）、主题（тема）、母题（мотив）。
还没有经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所谓原生现实，是不可能进到文学的内容中去的。”
[103]
接下来巴赫金们便是在为俄国形式主义者辩护了：“至于文学作品首先而且直接由文学本身来决定这一点，当然不能也不应当使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感到不安。
马克思主义完全容许其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
不但如此，它还容许意识形态对基础本身的反作用。
因而更不用说，它能够而且应该容许文学对文学的影响了。”
[104]接下来，巴赫金的论述就更加清晰了。
他写道：
再重复一下，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
从内部是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
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被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
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
[105]
这样一来，在否定了单纯外部决定论（庸俗社会学）和单纯内部决定论（奥波亚兹）以后，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综合方案：此方案既避免了前者也避免了后者的错误，为文艺学走出困境探索了一条与俄罗斯人传统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解决途径。
正如一些西方学人所说，巴赫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诗语与日常生活语言关系问题的方案，于今看来要远远优于和高于当时处于对立状态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
[106]
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戴着梅德维杰夫之面具的巴赫金在结尾部分充满**地写道：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该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能够成为严肃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能在批判过程中得到阐明，变得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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