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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的构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针对朝鲜战争爆发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对。”
[1]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问题在北京谈判中，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2]亚非万隆会议是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强调地区合作，共同抵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成功范例。
这就为后来提出一系列地区合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针新策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后至冷战结束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和国家思想认识的重要基础。
但是，这时冷战仍然存在，两极格局还未解体，根本转变周边外交战略策略还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这段时间，中国主要是参与全球多边合作，对地区合作持谨慎和观望态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是融入世界体系，参与的多数是全球性多边合作。
但对地区合作的态度已有很大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被动参与到改革开放后的谨慎作为，标志着中国对地区合作认识的重大改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消除政治障碍，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主张。
他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3]这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改变了以往中国在外交领域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
邓小平的地区合作思想体现了灵活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务实性的统一，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在实践中，他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建议。
例如，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中国东盟各国间的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4]这就极大地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进一步在周边关系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思想支持。
（三）冷战结束后至亚洲金融危机前
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迎接21世纪的期待中，不仅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周边各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在积极谋求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随之而来的地区一体化势头越来越强劲，中国必须适应潮流而置身于地区合作。
1991年是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重要年份。
就在这一年，中国出席了东盟第24届外长级会议。
同年，中国还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
通过参与地区合作，中国积累了有关地区合作的宝贵经验。
在熟悉和适应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还提出了有关地区合作的新主张。
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对发展周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原则立场。
江泽民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地区需要稳定，国家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和平、稳定、发展、合作，是世界人民的呼声。
这就要求在这个千差万别、变化迭出的世界上提倡兼容而不是排斥，友好相处而不是欺凌对抗，求同存异而不是加强干涉。
东亚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维护了稳定，就在于各国相互尊重，谋求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这才为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保持了亚太地区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
[5]基于这一认识，江泽民提出了区域合作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别、共同繁荣。
这些原则意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为进一步提出完善的地区合作思想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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