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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参与了对公办幼儿保育机构价值的大讨论，包括公办保育机构的优缺点，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机构，如何发挥其优势，社会该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讨论最终在1932年进入白热化，社会民主人士阿尔瓦·梅代尔（AlvaMyrdal）开创性地使用了“大型托儿所”
一词指代不管母亲是否工作，其子女都可暂时寄托的地方。
此举意在剔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在托儿所上“贫穷”
的烙印。
在阿尔瓦·梅代尔看来，每所大型托儿所都应该是高质量的，同时拥有良好师资；地方政府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大型托儿所的运行。
在阿尔瓦·梅代尔的主持下，不少大型托儿所相继开张，专门的师资培训学校也开办起来。
1938年，瑞典历史上第一个负责管理学前教育事务的省级委员会由人口委员会牵头成立。
该组织引入了“日托中心”
“游戏学校”
这两个概念。
前者用以指代所有的幼儿托育机构；后者则用以指代日间短时托管的机构。
相关的调查人员也向社会各界推荐学前教育的理想形式应该是家庭托育与机构托育的有机结合。
1945年担任教育部长并于1946—1969年担任瑞典首相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塔格·阿兰达（TageErlander）在位后提出推广对日托中心、游戏学校的拨款支持，以及制定相应规范的构想。
这位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将此创想提出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国会的大力支持。
1944年，瑞典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随后，教师培训机构也因收到了政府的拨款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学前教育的责任以及扩大惠及范围的工作交由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管理。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短暂波折阶段
20世纪50年代前后，本来已经可以走上大跨步发展的瑞典学前教育始料未及地遭遇发展瓶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托中心竟然成为瑞典上层社会备受质疑的服务项目。
由于战后的瑞典出生人口激增，妇女劳动力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学前教育也遭到波及。
不光在国会，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日托中心的开支大，耗费的人力多，而且对于幼儿的教育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
进而，有人提出，日托中心只能作为家庭教育的附属品而存在，妇女应该在家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承担养儿育女的任务。
此时，瑞典学前教育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艰难。
不过，在这一时期，游戏学校倒是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其数量从最初的19000所发展至280000所。
最终，备受质疑的日托中心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进步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恢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
尽管这一时期游戏学校的发展似乎没有受到真正的制约，但是，瑞典学前教育发展终究因为对于日托中心的各种争论而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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