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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implementation)阶段的重点在于说明从别国借鉴而来的教育政策或实践是如何在本国施行的。
教育借鉴的实施阶段主要受到五大因素影响:思想的共识,即政府和社会就如何改革达成的共识;制度的保证,即政府出台重大法案保证改革实施;重要行动者,即有权利支持或抵制教育改革的人士或团体;变革的速度,即借鉴来的政策或实践模式对原有政策或实践所产生的冲击和改变;国情适应性,即借鉴来的政策或实践模式在实际的操作和运用中的适应情况。
清末民初,中国借鉴国外幼儿园课程的情况同样如此,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了上述五个因素的影响。
下面就五大因素进行说明。
一般来说,思想观念的革新是实践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在课程领域亦是如此。
从国内的情况看,清政府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思想以及康有为提出的儿童公育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蒙养院课程的发展。
一项政策的实施和执行,需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作为前提和保障。
清末民初,中国幼儿园课程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架构的基础上的。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自蒙养院到通儒院共分为三阶段七级学堂,蒙养院包含在初等教育阶段,第一次将学前教育列入国家制定的学制中。
《奏定学堂章程》还为学前教育专门制定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是近代我国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其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开始起步了。
在清末民初中国幼儿园课程的起步阶段,众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参与有力地促进了西方幼儿教育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从当时的情况看,西方幼儿教育思想和模式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国内出版的期刊和书目对西方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宣传;二是有识之士和西方教会及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幼儿教育时所产生的影响。
要发展教育,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师资的培养必不可少,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机构和幼儿园教师培养机构也正是在借鉴和学习日本幼儿教育体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清末对日本幼儿教育体制的学习和借鉴,使福禄培尔式的课程模式在中国幼儿教育领域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而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蒙台梭利教育法传入中国并开始影响幼儿教育实践。
随着近代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这两种课程模式逐渐在中国幼儿教育的土地上扎根。
在内化或本土化(iion)阶段,外来政策或实践逐渐融为本土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虽然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和主要内容都是学习和借鉴日本幼稚园课程的框架和体系,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幼儿园课程实践中,确实开始形成了教育部有关章程,各地蒙养园和幼稚园也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设置和实施进行了初步的本土化改造。
二、民国中后期“以美为师”
的幼儿园课程发展阶段(1919—1948年)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文化思想界呈现出各种文化的激烈冲突和思想革命的波澜壮阔态势,“欧风美雨”
一时盖过了“以日为师”
。
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
的主张,请来美国老师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巡回讲学。
就教育而言,情况是全盘“美”
化,1922年的“壬戌学制”
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壬戌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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