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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师承”
与“家学渊源”
是在印板书流行之前，学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谁家有书他们便负笈前去拜门。
因为书底钞本不同，解释也随着歧异，随学底徒弟们从师傅所得底默记起来或加以疏说，由此互相传授成为一家一派底学问，这就是“师承”
所由来。
书籍流行不广底时代，家有藏书，自然容易传授给自己的子孙，某家传诗，某家传礼，成为独门学问，拥有底甚可引以为荣，因此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学渊源”
底金字招牌，在当时是很可以挂得出来底。
自印板书流行以后，典籍伸手可得，学问再不能由私家独占，只要有读书底兴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底书，对于从前治一经只凭数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残守缺底感想。
现在的学问是讲不清“师承”
底，因为“师”
太多了，承谁底为是呢？我在广州曾于韶舞讲习所从龙积之先生学，在随宦学堂受过尤伯纯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为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说我师承了康先生底学统。
在大学里底洋师傅也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承传着西洋大学者底学问底，但我也不敢自称为哲姆斯，斯宾塞，柏格森，马克思，慕乐诸位底学裔。
在尊师重道的时代，出身要老师推荐。
婚姻要问家学，所以为学贵有师承和有渊源，现在的学者是学无常师，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学问，师傅只站在指导与介绍知识底地位，不能都像古时当作严君严父看。
印版书籍流行以后，聚徒讲学容易，在学问上所需指导底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底多，所以自程朱以后，修身养性变为从师授徒底主要目标，格物致知退于次要地位。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从师若不注意怎样做人底问题，纵然学有师承，也只能得到老师底死的知识，不能得到他底活的能力。
我希望讲师承底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层。
至于学问为个人私利主义，竞求温饱底话，我以为现在还是说得太早。
在中国，社交学问除外，以真学问得温饱算起来还是极少数，而且这样底学者多数还是与“洋机关”
有关系底。
我们看高深学术底书籍底稀罕，以及研究风气底偏颇，便可理会竞求温饱底事实还有重新调查底余地。
到外国去出卖中国文化底学者，若非社交的学问家便是新闻事业家。
他们当然是为温饱而出卖关于中国底学问底。
我们不要把外国人士对中国文化底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们所要底正是一般社交的学问家与新闻事业家所能供给底。
一个多与欧美一般的人士接触底人，每理会到他们所要知道底中国文化不过是像缠足底起源，龙到底是什么动物，姨太太怎样娶法，风水怎样看法之类，只要你有话对他们说，他们便信以为真，便以为你是中国学者。
许多人到中国来访这位，问那位，归根只是要买几件骨董或几幅旧画。
多数人底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国文化，只在带些中国东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
在外国批发中国文化底学者，他们底地位是和卖山东蓝绸或汕头抽纱底商人差不多，不过斯文一点而已。
在欧美底学者可以收费讲学，但在中国，不收费底讲学会，来听讲还属寥寥，以学问求温饱简直是不容易谈。
这样为学只求得过且过，只要社会承认他是学者，他便拿着这个当敲门砖，管什么人格底结晶与不结晶。
这也许是中国学者在社会国家上多不能为国士国师而成为国贼国狗，在学问上多不能成为先觉先知而成为学棍学蠢底一个原因罢。
我取底是“衣食足而后知礼义”
底看法，所以要说：“得温饱才能讲人格。”
中国学术界中许多人正在饥寒线底下挣扎着，要责备他们在人格上有什么好榜样，在学问上有什么新贡献，这要求未免太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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