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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232]。
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
的榜样。
——“不取人情”
的正直精神。
“直书”
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
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
。
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谪岭表。
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
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
由于吴兢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
[233]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
——叙事“切直”
的质朴文风。
“直书”
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
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
[234],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是始终保持着“直书”
的优良传统的。
这是唐代史学极其宝贵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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