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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5]在这里，司马迁把夏、殷、周三代之政的特点概括为忠、敬、文，并认为它们是循环往复的过程，秦政违背了这个法则而招致速亡，汉之兴正是“承敝易变”
，符合了这个法则。
但是这个看法，不是司马迁观察历史进程的基本看法，这从以下事实看得很清楚。
例如，他虽然批评“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但他还是高度评价秦的地位，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悲夫！”
[6]所谓“世异变，成功大”
，是从客观形势的变化来估量秦的历史功绩，这是极重要的见解。
同时，司马迁又以肯定的口气解释了“法后王”
的说法的合理性，即“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
；他嘲笑人们用陈旧的观念来看待秦的事业，只看到它存在的短促而不深入探究它兴亡的原因就轻易地否定它，是一种可悲的“耳食”
之言。
司马迁的深刻的历史见识，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所谓“世异变，成功大”
，已完全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看到了历史变化中的进步。
又如，司马迁论汉的兴起，是充分肯定了“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纵）讨伐，轶于三代”
[7]，民间也能产生出王者，而功业却又超出了三代。
这些认识，才真正反映出司马迁对历史进程认识的基本看法。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所反映出来的司马迁对历史进程的表述和对历史进程之划分阶段的认识与处理，对后世历史编纂思想与方法有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为记事之始，并发表了有关纪纲、名分的长篇议论，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8]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因而把此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
《史记·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起始，但作为“陪臣执政”
的标志，司马迁还是明指田氏代齐和三国分晋的。
这说明司马光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跟司马迁有相通之处。
当然，他们在对时代的估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司马迁肯定了秦的“卒并六国”
，“世异变，成功大”
；司马光更看重“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以及“以智力相雄长”
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这个事实说明，史学家们即便对同一历史阶段在划分上有相近之处，而在评价上却又不尽相同，表现了主体在反映客体上的差别。
中国古代史家关于历史进程和历史进程之阶段的划分，在不少史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也有一些理论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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