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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尚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总结。
二、通史编纂与历史分期
自《史记》以下，中国古代史学在通史编撰方面不断有新的成就，涌现出一批通史名著，其中以唐、宋两代史家的成绩最为突出。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释通》、《申郑》等篇，总结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
，在理论上多有阐发。
可以认为，编撰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如前所说，要编撰通史，就会碰到如何表述历史进程及如何处理历史进程的阶段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历史分期问题。
严格说来，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从科学的意义上提出通史编撰中的历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而以50年代以来的讨论收获最大[9]。
这里说的“从科学的意义上”
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它在总的原则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基础；第二，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史实为依据。
显然，这两点认识，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家不可能提出来的。
而不论以往的和现今的讨论，如果不是在这两点认识的基础上展开，那就或是脱离科学探讨的轨道，或是成为无谓的论争。
大家知道，历史分期问题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问题（中国史学界也习惯地称之为“古史分期”
问题）、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以及近现代史分期问题。
这几个问题，在近十几年来都有热烈的讨论，有种种不同见解的争辩，是历史学界的“热点”
问题之一。
历史分期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
问题，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
就拿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来说，从形式上看，似乎仅仅是两种社会制度（奴隶制和封建制）断限的时间问题。
实则不然，它包含了有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如奴隶社会形成的条件、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基本区别、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如何起作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标志、中国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具体途径，等等。
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不仅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直接推动中国古代史（包括通史、断代史、专史）的教学和研究，而且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遂成为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和力求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问题也是这样，它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泛，如它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有直接的联系。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而有益的讨论。
[10]
可见，历史分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断限的问题，而是涉及对历史进程的总的认识问题。
刘知幾《史通·断限》篇里指出：“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他批评《汉书》“表志所录，乃尽牺年”
、《宋书》志“上括魏朝”
、《隋书》志“仰包梁代”
等，超出它们“断限”
的范围。
他说的“断限”
，主要是指对某些史事和人物在历史编撰上的时间处置，比我们今天所说的断限即历史分期问题要单纯得多。
但古今史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不论是司马迁的历史分期思想还是刘知幾提出的“断限”
问题，以及今天的史学家们所热烈争论的历史分期问题，都跟历史编撰有关，而跟通史编撰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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