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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期间，凡新增的正式征收，大体还是官方出面。
到举办“地方自治”
时，在“官不经手”
的基本准则下，实际经手的士绅就成了收费的表征。
1910年山东莱阳的民变，据说即因办自治而“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
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
。
尽管“迹其乱变之所由来，固莫非官吏之制造而酿成之”
；但却导致“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
。
[13]
在新政的压力下，一些深知新政扰民的州县官，有时也故意卸过推怨于绅士。
例如，在袁世凯任总督期间，直隶曾以官绅合作办理新政著称。
[14]但稍后直隶按察史齐耀琳观察到，“大凡地方绅士因办地方自治各事禀准筹款方法”
，州县官在出示时，必“大书特书某绅创办某事并筹款方法”
，以“卸过推怨”
。
而“乡民无知，不识地方自治为立宪基础，惟知出钱为割心头之肉”
。
故“近来各处乡民滋闹，动辄波及地方绅士”
；每有暴动，首当其冲的往往是绅士。
结果，绅士因“多受毁辱”
，遂“视新政如畏途”
，不得不隐退自保。
[15]
在传统的官绅民关系中，绅是居间的重要环节，如今竟两面受敌，被迫淡出，则昔日的官绅合治模式已开始化解，乡间逐渐走向失序状态。
江苏巡抚程德全注意到：“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
今不但官与绅不洽，即民与绅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绅不洽，即绅与绅亦不洽。”
[16]基层的官、绅、民关系已经紊乱，而重建秩序的过程则相当漫长。
进而言之，此前代表民间的士绅既淡出（士绅本身处于分化之中，也有一些人更积极进取，详后），意味着官与民处于直接对立的态势。
至少从秦汉以来，即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后，这是真正“前所未有”
的现象。
随着以绅为主导的公领域之退隐，“民间”
或许更加名副其实了，却也让“民”
的主体更直接感受到“国进”
的冲击。
端方等大臣当时已看到国与民的对峙——“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人民之幸福；若偏重于人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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