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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为全部大清臣民的中国人称呼之“华民”
已被多次使用，满族的发祥地，也被明确认定为“中国”
的组成部分。
在《尼布楚条约》满文本里，“中国”
称之为“dulimbaigurun”
（条约“一开始即用dulimbaigurun-ienduringgex?wangdi[中国的至圣皇帝]一词，拉丁文本作Sioris”
）[10]。
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
，哪些系“朝鲜地方”
，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
[11]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
的“东北一带”
。
其谕文如下：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
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
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
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
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
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
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
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
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
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
[12]
由此可见，“中国”
此时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大清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而且这一符号还与带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特别是国界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晚年的康熙还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中国”
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现实威胁，声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此朕逆料之言。”
[13]到乾隆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
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
1767年，乾隆本人便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14]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
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
自称“天朝”
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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