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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体现出某种虚骄自大，但同时也是实指自己王朝国家的政治实体。
当时，康雍乾等清朝皇帝，对于世界上存在众多国家的事实，其实相当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调对外应称“中国”
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
，他明谕“归汉”
的说法为“不经”
，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
包括其统治的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内的总体理解。
[15]毫无疑问，可以用来对外自称且与“大清”
能够互换的王朝国家之通称——中国，朝廷决不会允许它只指代汉人和汉人聚居区。
这是当时最大的公开意识形态。
最近，青年学者钟焓发表《非汉文史料中所见“中国”
一名及“中国意识”
辑考》一文，不仅指出满文中“中国”
（dulimbaigurun）一词在入关前就已存在的事实，而且举出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外其他一些关于满人认同“中国”
的有力的满文证据。
比如，明末清初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es），1668年用葡萄牙文写作了《中国的十二特性》一书，1688年被译成法文以《中国新史》为名出版，接着又转译成英文，成为对西方人认知清前期的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汉学名著。
该书的第一章里，安文思的记述即可反映出，康熙前期，入主中国的清朝统治者便已不再避讳使用“中国”
名称，书中所谓tulimpa，就是满语dulimbaigurun的转写形式。
又如，雍正元年（1723），曾被康熙派遣出访土尔扈特的清朝使臣图理琛刊行《异域录》满文本（后又出汉文本），其中以“中国”
（dulimbaigurun）自称的情形更是屡屡出现，而且一般多用在与俄国官员和土尔扈特阿玉其汗的当面交谈中，可见其“中国意识”
之自觉。
尤其是图理琛还习惯使用“我（们）中国”
（menidulimbaigurun）这样的说法（赵刚此前的英文论文已指出此点），更能突出体现其对“中国”
国家的认同态度。
[16]
钟焓同时强调，不仅如此，清朝皇帝还较早就用蒙古文、藏文，在蒙、藏地区以“中国君主”
的形象和身份，自觉传导一种新的“中国意识”
。
如1763年在《首楞严经》的蒙古文序言中，乾隆帝就特别以dumdaduulus（中国）代替明朝时蒙古人习用的kitad（-un）或nanggiyad（-un）的旧称，在藏文序言中，则以yuldbus（中国）取代对明朝中国的称呼rgyanag。
这种新的“中国意识”
的传导，对蒙古贵族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针对日本学者中见立夫教授始终认为民国以前的蒙古人缺乏所谓的“中国”
意识，以致蒙古语的“中国”
（dumdaduulus）一词是在清朝灭亡后才创制出来的观点，钟焓则提出了众多的反证，给予有力的纠正和澄清。
他指出，中俄《恰克图条约》中就使用了dumdadugürün-üqaraγul（中国卡伦），dumdadugürün-ümongγolqaraγul（中国之蒙古卡伦）等语，代表清朝谈判的蒙古王公策凌的署衔上，也以满文、蒙古文同时标明是“中国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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