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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清廷郑重颁发给蒙古王公贵族的《理藩院则例》蒙古文本里，更是将从满文里移植改易过来的gürün，转化为更符合蒙古语习惯的ulus，多处使用dumdaduulusunobo（中国的卡伦鄂博，与满文dulimbaigurun-ikarun对应），dumdaduulusunmongγolqaraγul（中国的蒙古卡伦，与满文dulimbaigurun-imonggokarun对应）。
其他诸如“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的大臣们”
“中国的理藩院”
和“中国边境的……汗王”
等，也都有相应的满文、蒙古文对应语，可见清朝的“中国认同”
及其相关之意识。
此外，罗密、拉西明素克、衮布旺济勒等许多蒙古王公在其蒙古文著作中，也都使用过dumdaduulus一词，不一而足。
正因为如此，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所编《蒙俄法语辞典》将dumdaduulus（中国）一词正式收录，也就自然而然、理所当然。
[17]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
与“大清国”
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有例外。
如果说此前“中国”
或“中华”
的使用，在大清君臣一方还与“天朝上国”
的不可一世的虚骄联系在一起，那么到晚清时，无论中西双方，尤其是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
或“中华”
实际上已“沦”
为一种与a对等的、被迫与西方各国“平等”
的国家名号，换言之，“中国”
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名，此时已实际得到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认可。
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
和“大清”
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
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
，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
。
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
，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
。
1861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ame，1820—1870）入驻北京，递交汉文、英文国书各一份。
其汉文国书也称中国为“大清中华国”
，称自己为“住【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
[18]。
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
或“中华”
这一国家名称自我认同的延续，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较为广泛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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