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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西域同文志序》中谈到“天”
的各种语言说法有别但无不“敬之”
之时，就曾使用过“大同”
概念。
其言曰：“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
[44]“大同”
的前提是“同文”
，同文并不意味着以其中一种代替其他，而是互释、共认、同存，相互沟通。
晚清洋务派所奏办的“同文馆”
，也是此义。
不过清末端方等满人所频繁使用的“大同”
观念，与《礼记》泛论的普世性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大同”
主张之超越国界仍有区别，其所使用的范围还只限于国内。
但很显然，他们对“大同”
观念与“中国”
国家整体认同之间关系的把握，已经更加自觉、清晰和深入了。
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会详细谈到。
在笔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
及其有关问题的时候，不能一方面极端强调“中国”
含义的模糊、断裂和变化，而同时又偏颇僵硬地执定一个狭隘不变的“中国”
定义来评断有关历史——也即把“中国人就是汉人，中国就是汉人统治的国家或地区”
这一某些特定朝代的“中国”
之历史含义固定化，并始终不变地以这个固定化的“标准”
来判断此后变化着的或变化了的那些“非汉人”
的中国人身份及其所属王朝国家之属性。
[45]如今，许多受“后现代”
思潮影响的思路或论断，常坐此病。
因其并不能将自己的论述立场贯彻到底，往往陷于此类思维矛盾之中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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