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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
。
1911年夏，清廷竟以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将汉语官话定为“国语”
一点正式确认，通令全国传习。
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以“官话”
作为各族人民相互沟通工具的现代“国语”
地位之最终形成，对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
观念的孕育和生成，其基础意义显而易见。
在清朝尤其是清末以前，满人的“中国认同”
基本由专制皇权和满人上层贵族所主导，一般满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这乃是那个时代满人“中国认同”
的突出特征。
而实现大一统格局之后的清朝皇帝及满人上层之“中国认同”
，又可谓坚定不移、毫不含糊。
不难想象，要是盛清尤其是晚清时，哪个满人和其他族群的中国人敢像欧立德那样声言“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
[43]，大清皇帝非但绝不会允许，肯定还要对其严加治罪。
这是今人讨论这一问题时所应该具有的起码历史感。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
，曾经历前后演变的过程。
不仅入关前后有区别，通常所谓的清朝前期、中期和晚清也有不同。
时至清末，为了抵御激进的“排满”
运动，一部分主导政局、参与新政的满人官员和留日学生的“中国认同”
得到升华，在他们身上，初步实现了从认同传统的“专制中国”
到自觉批判八旗制度、认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立宪中国”
之近代转变。
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型的满人官员和知识人具有时代特点的民族认同和政治选择。
在整个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
中，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前后虽不无变化，但儒家的“大同”
理念却是其始终贯穿如一的思想基盘。
“大同”
概念出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它所追求的是破除一切彼此界限，平等融合、追求共性的人生和国家至上境界。
所谓“求大同，存小异”
，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为人与行事原则。
这在中国既是一种重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一种与他族类交往的族群观和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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