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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比“民族”
一词的使用还要正式和多些。
如“回回族类”
这样的称法，在其中就相当常见；“蒙古族”
“大西洋族”
等这类词，则更多。
但在传统的中文里，将一个泛称归类词，与一个它所包含的具体所指合在一起构成新词，如像“回回族类”
这样构词，往往是很别扭的，这就仿佛今人要称“男性别”
或“女性别”
，让人感觉怪异一样。
相比之下，“某某民族”
这一构词，反倒较“某某族类”
要顺当。
不过，郭士立本人似乎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在努力进行转译活动而已。
由此也可见中西名词概念对应之初，传教士们所作出的某些独特努力，以及他们最初所面临的用词困难。
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也即正是在与西方相关词汇相互对应的过程中，传统中文里的“民族”
一词在双音节固定化、表达概念的稳定和确定程度等方面，已着实向前迈进了一步。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概念的词型符号本身，“民族”
在晚清已较早开始了某种现代化的适应与调整过程。
这无疑是其走向完全现代意义的“民族”
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它同时还表明，传统的民族概念，实具有转化为现代民族概念较强的内在潜能。
还应指出的是，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传教士所办中文刊物和所编撰的汉文著作中，现代意义的“国民”
一词，也已较多出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古今万国纲鉴录》等都曾传到日本[89]，郭士立“民族”
一词的创造性用法是否对日本学者翻译西方相关概念产生某种影响，尚有待研究。
但它对晚清国人有关的使用，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直接影响的更多证据。
从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甲午战争以前国内有关“民族”
一词的汉文用例，多没能突破传统泛指“民之族类”
用法的局限[90]。
这是今人在考察现代“民族”
概念在中国出现时，不能不予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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