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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旨，并将民族问题与立宪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他们认为，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满汉不平等而已”
，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这归根结底又是君主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
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改革旧的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131]。
如乌泽声就明确指出：“满汉问题何由而发生也，则一言以蔽之曰，满汉不平等而已。
满汉何为而不平等耶？则可一言以蔽以决，专制政体之产生物也。
夫专制政体延留于我中国既数千年，自秦以还，至于本朝，虽更朝迭姓，而专制之毒未尝稍蔑。
国民栖息于此政体之下，民权之不得伸，身家性命之不安全，不能间接受政府之保护，且直接为政府所摧残，固已水深火热，一日而不相安，而其流毒，最不可思议，轶出累代专制范围外者，则莫若我中国之满汉不平等也。
考其所以不平等之原因，则以本朝入关之始，种族思想未能尽灭，种族阶级因此而生，遂产出一种特别制度，为我国民蠧焉。”
[132]由此认识出发，他们所开出的民族“大同”
之方，当然也只能是以立宪与开国会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
图1-2《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刊影
当时，这些留日旗人提倡“五族大同”
，不仅要面对朝廷，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在日本的中国各族留学生和知识分子。
在《大同报》第3号上，他们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
，其中各族旗人约占80%，也有汉族、回族、土尔扈特蒙古之中的非旗人参加（如杨度、汪康年等）。
这表明其“融合满汉”
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旗人中有识人士较为广泛的支持。
同时，这些旗人还认识到并强调，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命运和责任，特别是满汉两族关系更为密切，责任更为重大：“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
……又岂独满汉为然也。
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为我中国之国民者，无论蒙、藏、回、苗，亦莫不然。
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弃救国之责任也。
惟独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揉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
[133]从这里，我们也可见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nation中所包含的“国民”
观念之出现和宪政理念对于整合现代中华民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际上，《大同报》“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
的宗旨，已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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